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二）
一九三一年底，蒋介石因对日立场软弱受到内外夹攻，再次被迫下野。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由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中山之子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担任主席）。一九三二年初，严重的财政危机令南京政府几乎无法运转，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孙科被迫辞职。孙科恳请在奉化老家的蒋介石重回南京。蒋介石表示，无论于国、于公、于私、于总理（孙中山）、于旧部，都不能不“往救”。于是说服汪精卫同赴南京。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当夜“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复任军事委员会常委，负责调动军队，指挥对日战事。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首都迁至中原的洛阳——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迁都是非常之事，如果没有大灾大难，除非准备长期作战，难以解释何以迁都。二月一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决定将中国划分为四个防卫区：
黄河以北为第一防卫区，司令长官张学良；
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为第二防卫区，司令长官蒋介石；
长江以南与闽浙两省为第三防卫区，司令长官何应钦；
两广地区为第四防卫区，司令长官陈济棠。
十四日，国民政府军政部令陆军第八十七师（师长张治中兼）、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以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合编成第五军，张治中为军长，紧急增援上海。二十一日，蒋介石令陆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紧急开赴浙江。二十二日，蒋介石令驻扎河南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于二十七日前抵达浦镇；二十三日，蒋介石令陆军第九师（师长蒋鼎文）集结于杭州；二十九日蒋介石令陆军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由镇江赶赴昆山。
三月初，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陈枢铭、李烈钧、陈济棠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会议发布宣言，号召“全国军队，应抱同一长期抗战之决心”，表明“中国抵抗之决心，则随时随地将历久而无间”。但也特别阐述道：“外交与军事，相辅而行，尤须衡情审变，由统筹民族厉害而决策，不宜应付国内环境而定计。”70
那时候，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对日立场上基本一致，即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汪精卫有“最低限度”之说：“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固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71蒋介石则表示，一旦超出“忍受之防线”，就要与日本拼个鱼死网破：“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72
这是蒋介石首次在对日关系上使用“决战”二字。
日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国际干涉。
策划“一·二八”事变的初衷，是各列强对日本的制约或制衡很碍事，需要“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将其注意力引开，以“使满洲容易独立”。现在，事变搞出来了，“满洲国”成立了，但列强们的强硬干涉却让日本招架不住了。中国的上海不是位于东北地区的沈阳，列强们各自在上海都有重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的百分之八十、法国在华投资的百分之九十、美国在华投资的百分之六十都在上海。由此，日军对上海的攻击立即引起列强们的严重不安，英国和美国的军舰迅速向上海开进，同时两国的领事也立即出面调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当列强们因侵占中国发生内讧时，由列强们自己出面“调停”的事层出不穷。这种在中国的土地上俨然主人的情景，比在与列强作战中血流成河的创伤更令中国人剧痛。——英美调停没有效果，国际联合会站出来了。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国际联合会各会员国发出呼吁，要求日本政府注意盟约的第十条：“凡有违反该条而致侵害任何国联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73这是国际联合会第一次单独针对日本而不是同时针对中日双方发出的呼吁。国际联合会的明确倾向，让日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中日双方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内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这是一个带有侵辱中国主权内容的协定。《协定》规定了中日在上海地区的驻军范围；规定了由列强国“共管”地区的范围；要求中国政府在浦东、苏州河南以及龙华对岸的若干地区不驻扎军队；要求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这等于是间接承认了日本军队可以驻留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于上海周边布防。《协定》还规定，如果停战措施在施行中发生问题，中国方面无权调查和参与处理，需要交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在宣读协定时，两次发布声明，其一表示这一协定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调动“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其二表示日军暂驻区域内的行政权、警察权由中国政府行使。
但是，日本人的目的已然达到：军队进驻掌控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的长江流域；在成功地转移国际视线后，中国的东三省已在日本的绝对控制之下。
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在国民党内部，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认为，《协定》没有送立法院审议，要求弹劾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号召全国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海抗日联合会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协定》，谴责汪精卫“敢冒不韪”“誓死媚日”。上海各民间团体纷纷组织示威游行，数十名民间团体的代表冲进郭泰祺的住宅并痛打了他。就在《协定》签订的前几天，日本军队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韩国义士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了一枚炸弹，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都被炸成重伤，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被当场炸死，白川义则后因伤势过重于五月二十六日死于医院。
汪精卫和蒋介石竭力为《协定》的签订辩护，宣称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的谈判仅仅是军事问题，绝对没有任何政治性质，《协定》的签订是“中国外交上的胜利”。
“绝对没有政治性质”，这句辩解令人疑窦丛生。
《上海停战协定》墨迹未干，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准备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人此时才明白，国民政府已拥有两百多万人的军队。但是，在第十九路军与增援部队于上海对日作战时，日军增兵达到十万人之多，而驻扎上海的中国军队自始至终不过六万。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说得明白：“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74蒋介石自己则在“剿匪”会议上宣称：“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75
日军在“一·二八”事变中付出的代价是：陆军死亡六百二十人，负伤一千六百二十二人；海军死亡一百四十九人，负伤七百人。中国方面的损失是：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牺牲四千二百七十人，负伤九千八百三十人。上海市民在日军的轰炸中死亡六千零八十人，负伤两千人，失踪一万零四百人，财产损失高达十六亿元。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全部被毁，而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的数百万卷书籍，包括十多万册珍贵的宋版、元版古籍和清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也全部被烧毁或抢劫。
日本人说，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要从摧毁中国文化开始。
日本人以为焚毁中国的古籍，就可以摧毁中国的文化，这个逻辑过于简陋。中国文化在中国人的心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不然这个国度古老的悠长历史便无法绵延。宋庆龄认为：“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76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中国人需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六
上海战事激烈进行之时，中国的北方正值严冬。被酷寒包裹着的“满洲国”皇宫，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下，弥漫着僵尸一般的气息。从挂满冰锥的窗户向外望去，风雪迷蒙的山峦和原野上升腾着令日本人内心惶恐的杀气——这是不屈的中国人的杀气。
自关东军试图将中国的东三省彻底“日本化”以来，他们一贯以为的“懦弱的中国人”这一概念便逐渐瓦解了。尽管不少中国的地方官吏在刺刀下对他们表示效忠，但这片黑土地上的中国百姓能够逃离的都已跑到了关内，没有机会和能力逃离的如同冰寒的雪原一般沉默着。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雪原深处的茫茫老林中，抗日的枪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东军在对东三省的中国百姓采取殖民统治的同时，动用军事力量连续不断地对东三省的抗日武装进行清剿。想把他们杀死的对手来路复杂：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不堪残酷统治的东北农民、发誓斩尽杀绝日本人的绿林好汉、散落到民间决心雪耻的东北军官兵，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成建制的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各自为战，呼啸山林，在一片又一片雪原上留下他们奔袭的脚印。关东军以酷刑著称，血淋淋地让中国人看见了世上竟然还有如此残酷的折磨人的方式。抗日志士的头颅被挂在城市的电线杆上，但是很快日本兵的尸体就横陈在了这座城市的街道上，散落在尸体周围的传单上写着大大的汉字“还我河山”！中国东三省的抗日志士是一群决死的中国人，他们在拿起大刀或长枪的那一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东三省的土地。他们没有给养供应，没有弹药支援，没有衣被御寒，没有药品疗伤，有的只是满腔的仇恨。他们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赶走侵略者，可他们坚信：只要继续战斗，中华民族就有赶走侵略者的那一天。在漫长的日子里，倒下的抗日志士多数没有留下名字，尸骨至今散落于那片黑土之下；而得以留下姓名的志士，至今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所铭记。——抗日联军的八位女战士被关东军包围，正是乌斯浑河即将封冻的季节，她们砸碎了枪支后，手挽手向着冰冷的河水走去，直至被河水淹没。她们的名字是：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牺牲时，她们中年龄最大者二十三岁，最小者年仅十三岁。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孤身一人被关东军讨伐队包围后战至牺牲。他死后，关东军解剖了他的尸体，他们不知一个人何以在多天没有任何食物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他们在杨靖宇胃里发现的是棉絮、树皮以及一种连牛都不吃的积雪下的草根。赵一曼，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二团政治委员。这位女共产党人在与日军作战时因负伤被捕，在赴刑场的路上，她撑着受尽酷刑的身躯，给自己年仅六岁的儿子写下了遗书，这篇文字时隔七十多年读来依旧令人潸然泪下：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77
一九三二年，日本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确认了日本的既存权益，承认了日满共同防卫及日本驻兵权。至此，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作战目的已经完成。
日本军方将下一个作战目标指向了中国的热河省。
热河省，省会承德，东接辽宁省，西接察哈尔省，南接河北省，全省辖境面积十七余万平方公里，万里长城的东端蜿蜒其中。
日本计划入侵热河省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中国政府承认长城沿线为“满洲国”的边界线，“消灭扰乱满洲国根源的张学良势力”，巩固对东三省的殖民统治，为将来入侵华北乃至全中国打开方便之门。
“中国侵略了日本”——凡是开始新一轮武装侵略的时候，日本的政客和军人便会策划又一个“事件”。刚上台的日本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一致对外宣称“热河为满洲国的一部分”，“热河问题纯粹是满洲国的内部问题”。荒谬的言论说到极致的时候，就产生了“中国的抗日武装是侵略者”这样的逻辑：“在该省内捣乱治安者，为满洲国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为侵略者。”78
面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阴谋，中国军队将领、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纷纷发表通电，指出日本对热河和长城一线的野心关乎民族存亡，要求国民政府全力以赴派出军队阻止日军的侵略。宋庆龄甚至提出，中国军队的百分之八十应该派往抗日前线去。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表示在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和停止进攻苏维埃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愿意和国内任何武装力量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从日内瓦来电，指出如果中国不以自己的行动来捍卫领土，则国联就没有依据为中国说话。
“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意识到北方迫近的军事危机，同时承受着国内的巨大舆论压力，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备战措施。他命令张学良派三至五个旅的兵力前往热河加强防守，特别要求在山海关驻扎“相当兵力”以免“又使国人误为不抵抗”。79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蒋介石措辞之强硬前所未有：
……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到沪亦已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80
一九三三年元旦午夜，山海关突然响起一连串的爆炸声。紧接着，驻扎在山海关的日本守备队向中国守军提出“抗议”，说中国守军向日军发动了袭击，要求中国守军撤退。中国方面表示，待天亮调查后再开始交涉。日方的回答是：本事件无须调查。“限即时答复，否则开始攻击。”81
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扼守辽、冀咽喉，为平津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如此战略要地，之所以有日军驻扎，是因为二十多年前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有“英、美、日、法等十一国有权在秦皇岛、山海关等战略要地驻兵”的条款。
天亮了。
上午八时许，日军开始攀登城墙，被中国守军击退。十时，三千日军在炮火、坦克和飞机的助战下冲击南门，未果。第二天上午十时，日军再次发动攻击，中国守军伤亡过半。下午三时，山海关被日军占领。守卫山海关的东北军第九旅，兵力不足两千，而陆海空相互配合的日军兵力在三千人以上。
张学良自北平电告蒋介石：
……敌于本日上午十时许以飞机向榆关（山海关）内作大规模之轰击，并联络装甲车山野重炮联合之炮兵及海面炮舰向我城内猛烈射击，点为南门附近，致城内外起火破坏甚巨。同时，敌之坦克车又在其炮火掩护之下向我南门猛攻，我军官兵奋不顾身竭力抵抗。下午三时许，将我南门冲破。我军卒因武器悬殊，我方工事均已被破坏，城墙亦多处被毁，并于地形上受制于人及兵力薄弱种种关系，至伤亡奇重，守南门之安营长（安德馨）以下几全部殉职，全团官兵伤亡半数以上，不得已暂行退集安民寨附近，从事收容。是役彼我两军战斗之激烈为历次战役以来所未有……82
山海关失守后，张学良到南京请蒋介石北上指挥作战。北方的中国军队将领也致电蒋介石请他北上。蒋介石的答复是：“弟近日须赴籍，约半月布置妥当后方得北来。”他命令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率部保卫热河，并派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赴北平代他指挥。
蒋介石派出的大员到了北平。宋子文对新闻记者表示：“热河为整个中国之一部分，正如广东、江苏省然，攻击热河，不啻攻击首都。日本若实行攻击，则吾人将以全国之力对付之。”83宋子文对热河守军的将领们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84热血沸腾的张学良也发出通电，表明自己已是“忍无可忍”，只有“舍身奋斗”以“救亡图存”。——全国的舆论不禁为之亢奋，举国上下均认为热河一战中国军队必胜。由此，中国有望。
二月底，关东军分三路全面入侵热河省。
张学良急电蒋介石：
……迭据各方探报，热边情况日趋紧急，证以最近日军进向该处之积极活动，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方入热部队，只东北军四旅，现已调沈克部赶速前往，俾资援助，但其防线均在凌源凌南一带，大都偏于南部。至于东部开鲁赤峰一带，则全由吉（吉林）江（黑龙江）退回之杂军义勇军热军一部防守，而各军杂处，意见分歧，统率无人，所有一切布置亦未能臻于巩固，日军倘由各处乘虚进攻，则前途变化洵属在在可虑。现正调孙魁元（孙殿英）部开往热北，并拟派张委员作相即日前往统属冯占海所部作为中心势力，并联络其他各部一体防御。惟该处情形极为复杂，仓促整理，亦难期其于事有济。良（张学良）为未雨绸缪，力图周密计，拟请速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85
然而，热河守军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增援。
日军第六师团在伪军刘桂堂部的配合下向开鲁、赤峰方向发起攻击，中国军队第五军团汤玉麟部（由东北军第五十五军组建）驻守开鲁的骑兵七旅接敌便溃，之后便投敌了。中国军队第四十一军孙殿英部抵近赤峰，以阻击战与日军相持七天七夜后撤退，开鲁、赤峰相继沦陷。日军第八师团向朝阳、承德方向发起攻击，中国军队汤玉麟部一〇七旅因一个团长投敌而稍战即撤，日军顺利占领朝阳。日军只在承德方向遭到中国军队的节节阻击，但由于中国军队第四军团（由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组建）万福麟部的动摇，阻击线一处坍塌全线即溃。汤玉麟不但率部逃离了承德，还征集大批汽车转运自己的财宝，致使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日军第十四混成旅攻击绥中、凌源方向，虽受到中国守军的一路阻击，但还是步步推进到冷口附近，并开始向喜峰口发起攻击。
喜峰口，长城上的一个关口。
日军从发起攻击到占领承德，仅用了十余天的时间。
热河省沦陷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
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联名要求对失职者进行弹劾。
蒋介石约见张学良劝其辞职，明知蒋介石是在为丢失国土寻找替罪者，张学良也只得答应，于三月十一日宣布下野。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当即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归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指挥。由此，蒋介石既转嫁了丢失热河的责任，同时又取得了对东北军的控制。
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面前。
自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地区的作战，前后持续八十多天，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告终。
从双方投入的部队来看，作战力量相当悬殊。在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中，七个军团十三个军三十六个师十五个旅，总计约二十五万官兵，其中东北军占绝大多数，还有少量的晋军、西北军和新组建的中央军，甚至还有那个以盗窃清陵闻名全国的土匪军孙殿英部。而日本军队则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上将亲自指挥，所辖第六、第八师团，第三十三、第十四混成旅以及关东军的飞行队，总计约为八万人，但从官到兵均是久经沙场。
在喜峰口，中国第二十九军主力与日军第十四混成旅激战数日，双方来回拉锯，一场又一场的肉搏战竟使日军的飞机和火炮无法发挥威力。让日军胆寒的是，中国官兵手持大刀猛杀猛砍，令日军士兵血肉横飞。战斗胶着之时，赵登禹、佟泽光两位旅长率部夜袭日军阵地，日军正在熟睡，中国的大刀突然出现，在漆黑的夜色中寒光闪闪，数百名日军顿时身首异处。中国官兵的血性振奋了全国，中国的舆论充满了对大刀的赞颂。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知晓，手持大刀的第二十九军官兵付出的代价。第二十九军一万五千多人中，携带的武器三分之一是汉阳造，三分之一是毛瑟枪，剩下的便是土枪了。这些古老的枪支没有配备刺刀，所以他们只有背上沉重的大刀，利用近战夜战的机会把敌人的脑袋砍下来。日本人的脑袋在长城两侧的陡坡上滚落的时刻，也是第二十九军官兵遭受日军现代化武器杀戮的时刻。对于久违了的“忠勇”精神的强烈渴望，令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混淆了时空概念，仿佛回到了久远的冷兵器时代。只有置身前线战火中的军人明白：只要日军与中国的大刀保持在砍杀半径之外，战局就会急转直下。果然，日军采取正面攻击和迂回侧背的战术，逐步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防线，相继占领溧县、遵化、玉田、平谷、三河、密云等县城，逼近通县、顺义乃至北平城下。
日本人认为时机已到，提出双方举行谈判。
长城抗战持续三个月，中国守军伤亡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二人，日军伤亡两千四百人。停战始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双方军队对峙于平津之间。
中日双方拉锯式的谈判结果是——《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一个严重出卖国家主权的协定。它规定中国军队必须撤退到长城线以南，且以后“不得超过该线前进”。这就等于规定了中国军队永远不能越过该线去收复热河省以及东三省的失地，也等于中方承认了日本占领热河省的事实以及长城线是“满洲国”的边界线。它还特别规定日本军队可以不受长城线的限制，这就等于为日本入侵中国华北颁发了一张特许证。
《塘沽协定》的签订，受到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决不承认其任何一项条款；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游行，反对国民政府在《塘沽协定》上签字；不少国民党将领发表通电，表示“与暴日不共戴天，妥协苟成，无异于圈牢待宰，等一死耳”86。就连列强们看到《塘沽协定》也十分惊骇，感到日本人得到的利益实在太大了，因为中国的热河省不但被割让给日本，“更可耻的是把长城以南以山海关、北京、天津为三角顶的五千平方英里人口稠密的三角地带划为‘非军事区’，在这个地区内，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办理民政的苦差事，而日本人则享有一切权利”87。
一九三三年的中国，是一个极其混乱恍惚的国度。
这一年，上海的《东方杂志》征集不同阶层的中国人的梦想。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的梦想是：全世界成为一个大联邦，在这个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想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凡所吃的饭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两个人的大肚皮。而开明书店编译所所长夏丐尊说：“我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撒屁都有捐；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时候，有麻雀一万桌；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88
这一年，上海评出的电影皇后胡蝶唱出的一首歌充满了悲壮气氛：
亲爱的先生，感谢你的殷勤，
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的最后一声。
你对着这绿酒红灯，可想到东北怨鬼悲鸣？
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今宵红楼梦未惊！
看四海沸腾，准备着冲锋陷敌阵，
我再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
再会吧，我的先生，
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
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89
这一年，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接受第七军团总指挥傅作义的请求，为其麾下第五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阵亡的将士纪念碑撰写碑文。这是胡适第一次用白话文撰写碑文：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碑文刚刚镌刻在纪念碑上，傅作义就接到北平政务委员会何应钦的命令，要他抹掉一切抗日的标志。傅作义被迫把纪念碑上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成了“长城阵亡将士公墓”。
这一年，深受日军空袭侵害的国人，以高涨的热忱用民间的方式捐献了二十多架飞机。国民政府也意识到空军的重要，于一九二九年在杭州建立了中央航校，一九三三年一年就购买了二十架菲亚特B.R.3轰炸机。
这一年，中国南方旱情严重，而北方却暴雨不停，黄河下游决口多达五十六处，洪水茫茫中满目人间惨景。以洪水泛滥为题材的电影《狂流》成为上座率最好的电影。电影表现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对立：官员和地主挪用了救灾款，走投无路的农民们揭竿而起。
这一年，全国第五届运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最耀眼的人是短跑飞人刘长春。闭幕式上，刘长春发表《告别书》：“诸位有家回去，我们随地漂流。热烈希望下届运动会在沈阳举行，恢复东北河山颜色。”满场的国人声泪俱下：“收复东北！还我河山！”90
这一年，共产党中央苏区瑞金也举行了运动会，红军学校足球队和中央联合足球队分别取得冠亚军。操场边的学校里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谁做衣，谁造米，谁铸金钱，谁架房子？这都是工人和农民。哪个有衣，哪个有米，哪个有房屋，哪个有金钱？这都是土豪劣绅。
这一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罗文干由于《塘沽协定》的签订愤然辞职。他也给《东方杂志》投稿表达了他的梦想：“内争的勇敢毅力，专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91
这一年，庐山的山路上十分拥挤，被蒋介石召集而来的将领一个接个乘轿上山。蒋介石决定动用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瑞金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告诫他的将领们：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既觉其先后缓急之倒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于灭亡，岂仅暴露我革命军人无决心、无勇气之弱点而已。徒使匪寇枭张，坐失良机，必致一事无成，束手待毙，可不痛乎！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以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本总司令决不稍加姑息……92
尽管蒋介石强调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但是这一年还是出了两件与共产党有关的大事。一是第十九路军官兵不满国民政府一再对日妥协，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就在《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驻军福建的第十九路军与江西瑞金的共产党中央苏区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和红军联合对日作战。由此，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蒋介石立即调集大军向福建进攻，并用重金和官职收买了第十九路军的部分将领，最终导致第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逃亡香港。二是冯玉祥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收复多伦一战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作战。但是，蒋介石认为冯玉祥受到共产党的蛊惑，抗日同盟军有逐渐被“赤化”的嫌疑，调集大军准备对冯玉祥部实施围剿。而日军也同时集结了重兵准备反扑多伦。在多重军事压力下，冯玉祥被迫出走，隐居泰山，抗日同盟军内部随即分裂。
亡国迫在眉睫之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分歧几乎成了一个死结。
无法解释的是，此时的蒋介石却突然关注起中国人的道德问题。“我们中国何以始终不能获得平等，而且还要一天天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一般国民无论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们的古人或现在外国人一样合乎礼义廉耻。”93—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新生活须知》。身在“围剿”共产党苏区前线的蒋介石，亲自对这个《须知》作了详细修订，除要求中国百姓在“礼义廉耻”方面要遵守规矩之外，还要求中国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必须遵守《须知》中的条款——之所以按照有关档案原文引用，是因为以下“要则”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读来都令人恍如隔世。
关于“食”：一饮食用国产，二饮食有定时，三饮食有节制，四碗筷要齐正，五食具要干净，六坐席要端正（不要占邻席），七喝嚼不出声，八饭屑要收拾，九羹汤莫漏泄，十骨刺莫拋地，十一物不洁不食，十二水不沸不饮。关于“衣”：一服装用国货，二衣冠要整齐，三材料要坚实，四服色要朴素，五破烂速修补，六衬衣要常洗，七被褥要常晒，八钮扣要扣齐，九鞋子要穿正（不可拖鞋跟）。关于“住”：一住居要整齐，二厨房要清洁，三厕所要干净，四家具要简单，五沟渠要疏通，六窗户要多开，七门前街道要常扫，八什物堆积要排齐，九用具发锈要擦净，十尘土立刻要除净，十一墙壁莫涂污，十二垃圾莫堆积，十三要爱护公物，十四要利用废物……关于“清洁”：一要漱口，二要刷牙，三要洗澡，四要剪头发（头发不可留到二寸长），五要剪指甲（指甲不可长过二分），六要多晒太阳，七要呼吸清气，八要扑杀老鼠，九要扑灭蚊蝇，十要种痘防疫。关于“戒条”：一勿要嫖赌，二勿要酗酒，三勿要吸鸦片，四勿要乱吐痰，五勿要乱小便，六勿要流鼻涕，七勿纳贿，八勿贪污，九勿客气，十勿隐瞒，十一勿吵闹，十二勿冷笑，十三勿要开口骂人（勿傲慢），十四勿要动手打人（勿蛮暴），十五勿要站马路，十六勿要泼香水，十七勿要诬害别人，十八勿要错过一生（勿懒惰），十九勿要讨便宜，二十勿要靠别人。94
连年的自然灾害、军阀混战以及日本入侵引发的战乱，令这片国土上难民和流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贫富差别的巨大以及社会不公的加重，占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常年衣不蔽身食不果腹，苦难深重中的百姓怎么可能做到食具要干净，物品要排齐，走路胸部要挺出，衬衣要常洗，头发不超过二寸？
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冲进了共产党中央苏区腹地，中国工农红军突围而出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史称“长征”。
七
也许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才开始认真地考虑日本问题。
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历史证明他在持续八年之久的对日战争中从未有过苟且行为。但是，至少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天，他面对中日问题时充满困惑和矛盾。由陈布雷笔录的名为《敌乎？友乎？》的长文公开发表了，蒋介石很想让自己的这篇口述实录获得全国舆论的支持。蒋介石首先对中日关系中的隐晦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国际间许多悲剧，都是起因于一时毫厘之差，致酿成万劫不复之祸。为打开中日两国仿徨的局面，免使愈走愈趋绝路，也为确奠东亚和平、消弭世界战机起见，对于中日问题，实在有作一番忠实的检讨、无避忌无隐讳的下一番坦白的批判之必要……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的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但至今为止，不但没有打开僵局，以更新两国关系的征象，而且也找不到一点曙光，只是苟且迁延，得过且过，任令自然变化。人类已进步到了二十世纪，还不能直认事实，而却是遮遮掩掩的缺乏勇气与真诚，真令人大惑不解……
蒋介石认为，日本从发动攻击到致使中国的许多城市沦陷，最多不过十天；假若国民政府迅即与日本绝交，也许日本在十天之内便可使整个中国沦陷。由此，他解释说，国民政府目前与日本的对立完全是因为“实在没办法”：
……本来从世界大势来看，如果中国从远大的将来着想，中日两国便应该相互提携而没有交恶到底的理由。现在虽然有许多国民，激于当前的仇恨，颇有愿与日本偕亡的气概，但中国国民党的当局，既然自任以全国安危之重，便应该从大处着想，堂堂正正的有忠于国家利害的打算。我们固然知道中日问题，主动完全在日本，当日本无意缓和时，中国无法单独缓和，但依目前所标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在只足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
接着，蒋介石就中日在处理两国关系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中国方面的错误是：没有早些与日方商榷，态度过于激愤强硬，但又缺少当机立断的勇气，缺乏自知之明，对国际社会过分依赖等等。日本方面的错误是：日本误判了国民政府，蒋介石不是李鸿章，而更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的民心。日本言“不取得满蒙，无以解除日本国防安全”，这其实只是日本实现“独霸太平洋”野心的一种欺骗。不要认为占领满洲就能经略中国，日本对中国国情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中国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日本绝不可能彻底控制甚至灭亡中国。
……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对中国正式用兵，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为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事的终结；但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日本至多也不过能占领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决不能占尽四千五百万平方里中国全土。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于极度的困苦与牺牲，然日本又何尝能彻底消灭中国之存在？
最后，蒋介石表示，中日关系是同生共死的关系，打破中日僵局完全取决于日本是否有“直认事实”的勇气：
……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倶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以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95
此文与其说是给中国人看的，不如说是给日本的一份外交文件——作为一国首脑，蒋介石仍旧没有把日本人的侵略逻辑搞清楚。
日本人倒是在此文中看出了蒋介石“善意的真诚”。
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演说中提出了“不威胁、不侵略”的对外关系原则。或许此举被看作是对中国方面“善意的真诚”的反应，蒋介石立即邀请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铃木美通到南京会谈。蒋介石表示：“无论如何，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愿中日两国以互相之精神努力进行。”96接着，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为改善中日关系大造舆论：“日华两国有此共识，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改善的局面就能走上正轨，我们将为此而感到欣慰。”97
为进一步表明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国民政府专门派大员去东京会见日本军政要人，反复表达愿意改善中日关系的意向。同时，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发出通令严禁排日运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通告各媒体禁止刊载排日消息。
日本方面很满意，主动提出把驻华公使升格为驻华大使。
接着，中日发表了双方使节同步升格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中日关系似乎“亲善”了起来。
无法解释，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何以会在日本是敌是友这个问题上如此混淆。这一问题已是无需探究的事实：中国的东北三省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热河一线的沦陷表明日本的野心是进占华北之后侵占整个中国，他们决不会停止在长城边上与中国“友好亲善”。一九三四年，日本陆军省颁发《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明确表述：“战争是建设之母，文化之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把建设和文化的发展确立在战争之上。而以往的历史应该让中国人知道，日本人所说的战争，其目标首先是中国。——无论中国人如何送出笑脸，日本自有日本的逻辑，这是中国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到的历史教训。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当权者依旧混沌？历史证明，国民政府并没有与日本沆瀣一气出卖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企图，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应该作何解释才合情合理？
就在中日双方的政府大员为中日“亲善”开始欣慰的时候，日本军部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下一步的入侵计划，目标是中国的华北。
一九三五年三月，关东军谋划了他们的“对华政策”：一、依据《塘沽协定》以及附带条款，扩张日本已经取得的权益，在中国华北确立亲日地带，以为“满洲国”的地缘保障；二、为造成华北与“满洲国”紧密的经济关系，需尽快提升两地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四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策动“华北自治”。所谓“华北自治”，日本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在发给侵华日军各部参谋长和驻华武官的一份文件中作了具体阐释：在“反共”和“自治”的名义下，于华北五省建立与日本“有实质亲善关系”的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权。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说得更清楚：“华北自治运动，始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其目的之一是“建立蒙古地区以外的统一的华北自治政权”，使“南京政权统辖之下的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成为自治地区，将满洲国西南方的中国置于日本领导之下，以解除对满洲国的威胁”。同时还可以“削弱以抗日为外交政策中心的南京政权的势力，以减少对满洲国及日本的影响”。98
日本军人开始在华北制造各种“事件”，其手段还是老一套：或者派遣特务深入华北地区侦察军事情报，如果被中国方面捉住就大喊“中国非法监禁日本公民”，然后要求“惩罚凶手”“赔偿损失”；或者直接向中国军队挑衅，如果发生了冲突，就立即扩大战事，并要求中国军队让出防区；或者雇用流氓地痞，制造一个具有政治背景的案件，然后要求国民政府给日本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就武力解决。——一九三五年五月，天津的两个亲日的记者相继被刺杀；接着热河南部的抗日义勇军在日军追击下被迫进入长城以南地区。日军先是指责国民政府支持排日行动，继而指责中方违反了《塘沽协定》，结果导致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签订了《何梅协定》。在《协定》谈判的过程中，日本对中方的蔑视登峰造极：先是把装甲车、火炮和机关枪在河北省政府办公楼前排开，飞机在北平和天津两市上空持续盘旋，然后驻天津的日军开始举行全城巷战演习。当何应钦表示已惩办了相关人员后，酒井隆当即提出：将中国驻平津地区的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免职，从天津撤走国民党党部，解散所有的抗日团体。谈判进行的时候，关东军向长城一线调集兵力，以向北平施加军事压力。何应钦最终答应了酒井隆的所有要求。但是，酒井隆又提出了四点要求：河北省内的国民党党部一律取消；中国军队第五十一军撤至河北以外，并将全部撤离日期告知日方；中国军队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也必须撤至河北以外；排日行为必须禁止。根据南京政府的训令，何应钦再次答应了日方的所有要求。
日本方面心情舒畅，说起话来更加狂妄。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日本天津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一本名为《日本对华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小册子里的声明令不久前还沉浸在“亲善”幻觉中的国民政府颇感惊骇。
多田骏首先说，中国是一个可怜的国家，近代以来饱受列强的侵略——日本军人终于说出了“侵略”二字——但“侵略”中国的都是西方列强，只有日本一直在“保全”中国：
自西力东渐以来，各国之对华态度，或主分割，或图共管，或谋扩张势力范围，或思争夺权利市场，大有惟日本不足之况。此等侵略手段，虽与时推移，屡经变迁，盖不外牺牲中国，以图繁荣其本国而已。独我帝国，依据国是，始终一贯，力图保全中国领土，并以日华共存共荣尤应亲善提携根本主义……
近代以来，侵占中国领土的列强，以日本为最。可能是因为明知事实无从抹杀，所以多田骏反复强调日本对中国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解放救济”中国这一“无愧于天地”的“信念”：
帝国之对华态度，必当遵循我之国是与使命。我帝国大陆政策之根本方针，在谋自身之发展，同时解放救济东洋之被压迫民族，使之安居乐业，保持各民族之面目，尊重其独立，与帝国相亲协同，在政治经济上、军事上，树立密切不可分之关系，此道实证之天地之公道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乃皆吾人俯仰无愧于天地之信念也。
血腥的殖民主义，无一不把掠夺标榜为“解放”。但把侵略和掠夺视为国家“信念”的，只有日本。
中国何以需要日本“解放”？多田骏对“中国之病源”的“诊断”是：
中国民众，六千年以来，均为政府、地主、财阀榨取之对象物……即统治者除榨取以外，无增进民众福祉之热忱。观乎民众之不信赖官吏，以不干预自己为善政，明矣。今中国民众，自民国以来，受各军阀贪婪无厌之榨取，近因党阀加以向未曾有过之苛敛诛求，呻吟于此种状况之下，生活艰难每况愈下，加以天灾、兵灾、匪灾，循环而起，农村趋于崩溃，将为匪化乎？为流民乎？抑为共匪乎？仿徨歧路，无所适从。99
基于此，多田骏表示，“鱼肉民众，以饱私腹”的中国政府是日本“及中国民众共同之敌”，也是“天地之道义”与世界之“公明正大”之敌，为“可怜四万万民众”，消除“东亚和平之祸根”，日本不得不对中国“使用正当威力”。
十月七日，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约见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抗议多田骏的言论令中国方面“感到惊诧”。
然而，更令中国人“惊诧”的事随即发生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方突然对中国提出了十三条要求：
一、停止现在英国经济顾问罗斯进行一切谈判。
二、华北区之鲁、晋、绥、察、河北五省财政独立。
三、中国脱离国联。
四、承认“满洲国”。
五、中、日、“满”三国合作创远东经济集团。
六、须将粤、闽、浙、苏、鲁五省武装解除。
七、设立满洲各地与扬子江流域各地间之客货运输便利机关，华北所有铁道皆由满铁经营。
八、军事委员会取消军权集中于何应钦领导之军政部，但实权仍须集中于行政院。
九、停止中国反日运动。
十、免张学良职，并将其军队撤退于陕西及西北各地。
十一、对于剿共匪事宜，尤以西北各省，中、日两国坦白合作。
十二、日本观察家日后得参加国民党大会，以窥中国是否诚意。
十三、中国对于政治、经济、财政上，应完全放弃英、美之援助。100
还未等国民政府对这些等同于“最后通牒”的蛮横要求作出回应，两天之后，在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一个名叫“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伪政权机构在北平以东的通县宣布成立了，领头的中国人叫殷汝耕。殷汝耕，浙江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个“任何时候都是甘心情愿地投靠日本”的人。——很快，这个又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政权官员去“满洲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然后“满洲国”的官员煞有介事地对“自治政府”进行了“回访”。日本人的狂妄放肆令国民政府既难堪又愤怒。尽管国民政府对殷汝耕发出了通缉令，但蒋介石还是认为，国民政府一旦惩罚这个日本人庇护下的汉奸，就一定会与日本人发生直接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101这一年的年底，为防止“自治”事件被不断复制，国民政府解散了北平军分会，成立了一个主权名义上属于中国、性质为半地方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面对接连的屈辱，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行刺了汪精卫。孙凤鸣出生于贫寒农家，曾在第十九路军担任排长、代理连长参加上海抗战。《塘沽协定》签订后，第十九路军调防江西，孙凤鸣因不愿“剿匪”脱下军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六中全会后在南京会议厅合影，以记者身份进入会议厅的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行刺行政院院长时，他的回答是：“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被卫兵击伤的孙凤鸣于次日凌晨离世。
接着，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北平学生冲出了校门，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猝然爆发。毛泽东说：“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102北平六千多名爱国学生涌上街头，向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请愿，高呼“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尽管遭到军警的阻拦，百名学生被捕，数百学生受伤，但大规模的游行仍旧持续数天之久。北平学生的行动迅速得到全国的热烈响应，各大城市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冀东的十一个县县长也发表声明：“绝不附逆”。冀东同乡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县原籍家产，一面坐以重罪，以为媚人叛国者戒”。103
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104
中国已经忍无可忍。
八
一九三六年元旦，大雪纷飞，天寒地冻。
由平津两地五百多学生组成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出发了，学生们将深入到河北各地宣传抗日。几乎同时，上海的电影人刚刚拍摄完成电影《狼山喋血记》，其主题歌《打狼歌》唱道：
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庄，
兄弟血如海，姐妹尸如霜。
豺狼纵凶狠，我们不退让，
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
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开始改变对日态度。
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以及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汪精卫被刺，提出辞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由蒋介石取代，这标志着国民党内部亲日派的地位大幅下降。同时，日本在中国华北的扩张，已严重危及英美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至一九三五年，日本在华北和山东等地的投资额超过了英美，这无疑加深了英美与日本间的矛盾。国民党内部英美派势力的渐强，连同英美对日态度的渐强，助推了国民党高层开始改变对日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开始对日进行战争准备。这些准备包括：聘请德国顾问团设计兴建军事设施，各要地国防军事工程被要求“星夜赶筑”。为了彻底摆脱日本的干扰控制，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底进行币制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废除银本位货币制，这使中国货币摆脱了国际银价的制约，同时又遏制了国家白银的大量外流。而在外交上，国民政府不仅靠拢英美，也开始改善中苏关系，试图借助苏联的力量牵制日本关东军。
意识到对日作战已无可避免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首次表达出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决心：
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之目的……105
就在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战争危险临近的时刻，日本国内突然发生了一起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陆军暴动。
长期以来，日本陆军内部逐渐形成了以陆相荒木贞夫为核心的“皇道派”和以陆军将校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为首的“统制派”。两派在尊崇天皇和对外扩张上没有分歧，而是在如何进行“国家改造”的问题上各执一词。“皇道派”主张取消政党政治，组建军人内阁，实行军事独裁；“统制派”则坚持天皇制下的军国主义体制，主张军队的一切行动均由军部中央统制。随着日本陷入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不能解脱，两派在如何对外扩张的问题上屡屡产生分歧，“皇道派”主张对苏战争，而“统制派”主张先向中国内地进行武力扩张。一九三五年七月，两派因人事安排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皇道派”少壮军官冲进陆军省砍死了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为遏制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陆军部决定将“皇道派”桀骜不驯的军官们的主要据点——驻扎在东京的陆军最精锐部队第一师团——调往中国的东北地区。调动命令尚未下达，“皇道派”军官们便决心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将天皇身边的那些妨碍实现军国主义政治理想的谋臣们杀掉，以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东京下了一场数十年不遇的大雪。凌晨，“皇道派”的九名军官率领一千四百名士兵冲出军营，迅速攻占陆军省和警视厅，占领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包围并袭击了日本政治家和内阁大臣们的官邸和住宅，砍杀了内政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了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企图砍杀冈田启介首相时，仅杀害了首相秘书，首相本人侥幸逃脱。他们还袭击了朝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向被他们称为“卖国贼”的新闻记者们开枪扫射。这些陆军军官的暴动计划并不严密，他们没能控制通往皇宫的道路，也没有应对始终与陆军对立的海军的准备，结果天皇下命令对叛乱实施镇压，海军在东京湾集结了军舰，准备随时听候天皇的调遣。尽管日本军中不少人同情这场叛乱，但在天皇明确表态后叛乱的部队开始瓦解。四天后，大多数叛乱官兵返回军营，一部分叛乱军官自杀，其余全部投降。
无论如何，不管是“皇道派”还是“统制派”，日本军人企图通过非常手段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目标是一致的。天皇对这次陆军的叛乱采取了姑息的态度，认为“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答应军部的要求”106，因“皇道派”的失势而乘机控制了军部的“统制派”自此成为日本法西斯独裁体制的主角。
日本陆军叛乱后，幸免于难的冈田首相辞职，原外相广田弘毅出面组阁。控制了日本军部的“统制派”将领寺内寿一、梅津美治郎和杉山元等人立即向新内阁发难，不但强行插手内阁阁员的安排，还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军部控制内阁的措施。广田弘毅对军部唯命是从，全面接受了军部的主张，恢复了一九三一年废除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首脑改为现役军人担任。——日本陆军的暴动虽未成功，但军人们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即日本军部事实上控制了中央政府。
控制了内阁的“统制派”军人和广田弘毅的阁员们修改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国策基准》，其核心策略是：在遏制苏联并尽量避免与之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集中所能动员的全部财力、物力和军力扩大中国占领区，最终目标是“南方”——日本军人所谓的“南方”，指的是全中国和处于南太平洋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这一“南进”策略始终是日本军部的既定军事方针，依此可以解释日本军人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所有疯狂举动的由来。
军人夺取政权，使得法西斯势力在推动战争上得到了制度保证。
日本军人摆脱了羁绊，可以毫无顾忌地走向全面战争了。
此时，在焦灼情绪的笼罩下，中国犹如一只随时要爆炸的火药桶。城市里，街头的抗日演讲吸引着成千上万忐忑不安的民众；流浪的东北难民和学生在悲惨境地中的苦闷歌声在广袤田野上回荡；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宋庆龄，甚至来到监狱里要求与抗日爱国人士一起坐牢；国民党广东实力人物陈济棠和广西实力人物李宗仁联合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电，痛指“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107。接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第一、第四集团军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粤桂两军在湖南境内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发生军事冲突，“两广事变”的爆发震动全国。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决意国难当头之际联合中国可以联合的所有力量进行抗日作战，为此可以放弃多年来用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顽强坚持的政治主张。——自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毛泽东频繁地给国民党军将领写信，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下九封之多。他对华北将领宋哲元表示：“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挡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108他致信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109毛泽东还致信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宋子文，表示：“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联合抗日。”110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实现国共重新合作，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如若国民党人能够做到，共产党人将“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111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呼吁下，国共双方开始了政治接触，牵制中国军力甚大的内战有了停止的希望。
突然，中国的西北部传来捷报：绥远省政府主席、中国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不但与日军打了一仗，而且打赢了！
一九三六年夏天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曾去绥远，企图劝说傅作义归顺日本。傅作义严厉地回复道：“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隔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112板垣征四郎见劝降不成，决定攻击绥远。十一月十五日，日伪军五千余人在大炮、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向红格尔图中国守军猛烈攻击，傅作义亲往前线指挥反击，在中国军队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营的反攻下，日伪军的指挥所被摧毁。傅作义得知日伪军准备再次进犯之时，集中了三个骑兵团、三个步兵团和炮兵、装甲车分队各一部，由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担任前敌指挥，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中踏着深过膝盖的积雪向日伪军奔袭而去，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英勇异常的中国官兵痛歼了日伪军大部，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重要军事据点百灵庙。
百灵庙的收复，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坚决的对日作战，第一次通过作战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消息传遍全国，引发万众欢腾。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民众团体代表，携带着慰问品和捐款到绥远前线慰问，学生们奔赴绥远前线为伤员服务，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前往绥远为部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音乐家吕骥为第三十五军写出了《三十五军军歌》。不足一个月，傅作义收到的捐款达到二十多万元，他用这些钱买了两百多辆汽车发给部队，准备打更大的胜仗。毛泽东和朱德派人前往慰问并向傅作义发出贺电：“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113
在祭奠英灵宣读祭文的时候，傅作义潸然泪下：
这次绥远抗战，敌炮摧残你们的肢体，毒气瓦斯遏止你们的呼吸，还加风雪严威刺裂你们的肌肤，但是凭你们热血的沸腾，终于战胜一切，完成下列使命……要知道人生的短促，谁能不死，可是死的代价就有“轻如鸿毛、重于泰山”的悬殊。我们后死的人，纵然抱着必死决心，能不能得到这样死的机会，又未必都像你们的这样光荣……现在中华民族已走上复兴之路，相信你们的鲜血灌溉了四万万人的心灵，而充实了自力更生的信念。只要后死者一息尚存，应当继续着你们的伟大精神，共同奋斗！114
傅作义表示，军人为了国家上前线是本分，而全国民众的同仇敌忾令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由此肯定国家必能复兴，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仅是军人敢于牺牲，而是全国人心不死！”115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多少人知晓绥远在何方？多少人知晓百灵庙为何处？但是，只要知道那里是中国的领土，那里的一群血性十足的中国军人不但打败了日本人，而且把失去的国土夺了回来，这就足以让屈辱苦难中的中国人奔走相告，而傅作义将军的那句“人心不死”令全中国人泪如泉涌。
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自信。距绥远战场并不远的东北军官兵情绪激荡，这些由于丢失了东三省而饱受国人指责的官兵大多数是东北人，个个思乡心切满怀内疚，而他们之所以驻扎在陕西，也正是国民政府按照日本人意愿调防的结果。东北军的将士在张学良面前痛陈，即使中央政府不同意，他们也要组织队伍与傅作义一起打日本。而张学良自东三省丢失后，一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傅作义绥远一战便成为全国英雄，这深深地刺痛了张学良的爱国之心。此时，蒋介石身在西安，他的目的是指挥三十万大军对共产党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军队的最后一击，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人的红军，不出一个月就能解决问题。因此，当张学良向他表示要率部支援绥远抗日时，受到了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张学良不得不如此向蒋介石表达他的心情：“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116但是，认为“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的蒋介石，只给张学良两条路供其选择：一是前往剿共，攻入陕北苏区，把共产党斩尽杀绝；二是把东北军的阵地让出来，让中央军剿共，东北军将被调往福建。前者张学良表示不愿意，后者意味着东北军将被调到距离家乡东三省更远的地方任由自生自灭。张学良无从选择，与蒋介石争辩也没有结果。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的将士们扣押了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无论是起因、过程还是结局，西安事变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评议最为激烈的历史事件之一。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变在中国各方政治力量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返回南京。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117
从中国对日关系的角度讲，西安事变与其说是一次兵变，不如说是中国东北军官兵压抑甚久甚深的情绪总爆发。虽然扣押了蒋介石，但东北军官兵没有任何伤害蒋介石的意图，更没有从国民政府夺权的目的，他们只想上战场与侵略自己故乡的日本人拼命，用热血和生命给国人，特别是东北的父老乡亲一个男人样的交代。
就在历史的这个重要时刻，一首歌传遍了全中国——这是青年作曲家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曲，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九
一九三七年到来了。
中国人保卫国家尊严和生存权利的渴求达到了顶点。
对入侵中国急不可耐的日本军人的焦躁也达到了顶点。
无论如何，日本面对的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巨大国家，他们要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可他们真的了解中国吗？
一九三六年，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关东军长春特务会议上作了秘密报告。报告对当时中国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其内容值得所有的中国人一读。
“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及对中国军之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者，故皇军得以顺获胜利。及后华军昧于知己知彼之认识，受帝国皇军威胁，而竟疑神疑鬼，转成普遍的恐日病，帝国相煎愈烈，中国之惶惑亦愈甚，则一般当局的恐日愈益趋加重。
在松室孝良看来，中国人只关心自我不关心国家，只想获得利益不愿承担责任，为了满足一己之权欲或物欲甚至能够“甘心祸国”，而中国军队“变兵为匪”扰乱甚深，作为军人“正式作战反多败”。此种种劣质，足以让日本军队“不战而胜”：
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大都采自保主义维护自身之存在；在不违反帝国之原则下，苟延图存。此等各个独立的小势力，其所关切者只此小集团之目前利益，当然难抗帝国之攻击。故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而获……中国实力派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为民的观念，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兵状况，国家之存亡，民众之疾苦，彼等不负任何责任。彼等政治欲物质欲非常旺盛，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大都为顾己而不顾人之辈，其实力维持现状、镇压反动，尚感不足，遑论抗日？彼等因欲望极高，志气多趋于薄弱，而不堪利诱与威胁……
那么，日本人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吗？
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军队表示出担忧：
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察哈尔）绥（绥远）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备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上反极度旺盛……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
最终，日本人担心的是“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
倘彼时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大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辖，均无切实之把握……118
基于此，松室孝良强烈主张，趁着中国人的“恐日病”正在流行，日本军队要赶紧行动，“乘势进攻，夺取特殊之权益”。
这就是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认识。
这就是日本对中国所持逻辑的根基。
这样的逻辑操纵着日本的战争机器全面启动了。
政客的狂躁、军人的狂热以及对丰饶生活的全民性蛊惑——中国肥沃的土地、富饶的物产和顺从的百姓，能使一个普通的日本农民在那里过上贵族的生活——所有引发战争的条件，在历史的这一时刻似乎都具备了。日本政客和军人从来没有彻底解读中国和中国人的意愿，看待中国，他们只有“文明人”对“野蛮人”的狂妄、傲慢以及残忍，他们所秉持的逻辑令其自我膨胀异常疯狂又极度顽强。
秉承“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哲学的中国人，近代以来百战百败。那么，将再次面对战争的中国人是否读懂了日本人的逻辑？
两个近在咫尺而心隔万里的国家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便无人知晓：战争将持续多久？战争将索取何等代价？战争的结局到底会怎样？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必须对日作战了！